供应链变革的风险与机会

供应链变革的风险与机会

2020-06-24 00:11经济日报社论
 
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与重塑，最近俨然成为企业的显学。调整过程中，机会与风险并存，但任何变革对既得利益者的冲击都最大，而台湾正是供应链的既得利益者。

自30年前开始打底的全球供应链，在1995年世贸组织（WTO）成立后全速发展，逐渐成熟，成为包含台湾在内亚太国家经济成长的主要动能。事实上，台湾早已是许多分析认定的最大受益者，连带的也改变了我国的产业结构。 1980年代末期，我国出口有超过四成是最终产品，但自2010年开始下降到只剩9%，取而代之的则是接近九成的零组件等中间产品，反映出25年来台湾已经成功转化，隐身成为供应链中的重要成员。
 
从十年前开始，全球供应链其实就开始面对了转型压力。从2008年金融海啸、日本311大地震到南海冲突，以及中国「红色供应链」的崛起，加上能降低成本的智慧生产科技应用发展迅速，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变革的不稳定因素及压力。
 
不过若相较于美中贸易战、科技对抗及新冠疫情三大加速器，前面十年的压力只能算是供应链变革的酝酿期。 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，一个是全球最大消费市场，生产多数已经外包，一个是美国及世界代工厂，供应链变革忽然被迫按下快转按键，出现戏剧化加速效果。 2019年时，美国自中国进口值巨幅减少16%，一年内从最大进口来源滑落到第三名，被加拿大及墨西哥取代。大家都知道台湾有转单效应加持，对美出口增长19%，不过越南更夸张，对美出口成长高达36%，欧洲的出海口荷兰也大增22%。
 
台商大举回流固然令人兴奋，却也有隐忧。中国对美出口减少16%，意味着原本在中国的美国供应链，等于一夕之间被破坏断链，而且可预见的未来都很难接回去。供应链的利害关系不是以国家做衡量单位，因而A国的损失可能也是B国要担心的问题。于是台湾对美出口成长固然显著，但对中国出口却持续疲软（2019年成长率为负4.2%），而且断链如何连上新网络，变数重重。
 
新冠肺炎疫情，更加重创全球供应链结构。第一个冲击来自企业。防疫措施阻断了病毒，同时也阻断了供应链，迫使仰赖供应链的企业，开始认真寻找避免未来再断链的调整方案。第二个冲击来自政府。从美国到欧洲，各国都在检讨哪些产品不能再外包生产，不能再仰赖进口。
 
接下来几年，我们将会看到许多领域的供应链出现切割分散，或是连根拔起返乡落地的新常态。这个过程也有利有冲击，例如分散供应链，对现有供应商其实是一种威胁，因为下单客户的分散策略，可能包含导入新的供应来源，以及分割现有供应规模。对台商的挑战亦来自于当美欧政府诱使（或强迫）收回外包时，能否维持供应地位，或是必须到美欧这些陌生的市场投资生产，都是变数。
 
最后是美中科技对抗。 5月美国新禁令，可能意味着台积电无法再接华为的订单，同时还要到美国设厂生产，被迫「选边」似乎已是必然。短时间内，台积电或许可以从其他客户身上补足订单金额，但这种趋势对任何代工业者而言都是不乐见的发展，因为代工生产的关键，正在于透过不从事下游市场竞争，来促使客户愿意将供应链外包。但是长期而言，美中科技对抗将会加速中国「去美化」，发展垂直整合的「中国队」供应链，减少外包给被迫选边的台厂。同理，美商也可能减少被迫选中国队的台商。简言之，科技对抗不利于供应链中的生产外包区块，但这却是多数台厂的定位所在。
 
面对这些供应链变局，政府及企业都需要了解台湾的风险其实远高于他国，更需要提高警觉，以最严肃的态度面对因应。